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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琉球使节最先去九州，希望找徽王府买一些军火，怎奈对徽王府而言，九州的地位已经相当于南京，人员主要以养老为主。使节之后再转来东番，可是主事人不在，胡宗宪在外交问题上缄口不言，琉球使者只好苦等。

    另一面，不好的消息传来，在浙江平安与福建倭患的共同促使下，朝廷调任俞大猷为福建总督，配合巡抚阮鹗剿匪。关于什么是“匪”，难免含糊，徐海是匪，散倭是匪，那么徽王府到底是不是匪呢？来往走私船队是不是匪呢？

    这个尺度，几乎尽由阮鹗掌控。

    由于倭寇南下搅局，福建沿海秩序又愈发严肃起来，本来高高兴兴往来澎湖与福建之间的商队，又变成了顶风作案。

    葡萄牙家里有麻烦，杨长帆家里显然更麻烦。

    任徐海为匪，他开始祸害自己。

    若是平了徐海等匪，自己难免又成了最大的，唯一的匪。

    杨长帆虽是不畏战争，也做好了征战准备，但他却从未如此渴望过和平。

    想必在很久以前，汪直也曾陷入过这样的矛盾，效忠朝廷剿尽倭寇好像才是唯一的出路，只是他忽略了皇帝个人的心情。倭寇是真刀真枪来拼命的敌人，皇帝却是轻轻抬手足以置你于死地的上位者，与其将自己的事业和性命交给皇帝，杨长帆宁可用战争解决问题。

    议事厅内，杨长帆、徐文长、胡宗宪、汪显几人讨论半日，仍在争论。

    胡宗宪依然坚持己见：“为今，正式与朝廷议和，定藩属，保东海是为上策。征南洋必先安东海，东海不平，何以征四海？”

    “不然。”徐文长每次面对这个问题都与胡宗宪针锋相对，“东海若平，我等必死。明廷只需严肃海禁，断了粮食与流民入东番，集东南水师之力围剿，我们也许可以守半年，一年，甚至两年，但绝对无法长期守住东番。东番若失，满盘皆输，唯有退回九州，再次与倭寇沆瀣一气。于我王府而言，再无称霸之日于汝贞而言，也再无洗脱之名。”

    汪显毫不掩饰地表达立场：“军师说得对。老船主已经被狗皇帝害死了，不该再寄托任何希望。我等生死自是炎黄子孙，绝非大明走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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